最具挑战性的两大因素：监测和预警
　　中国环境报：作为一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，不可预见性给疫情防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。您能否介绍一下我国现行防控体系基本情况？
　　刘泽军：我国现行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，大多基于2003年SARS疫情后构建的。
　　在立法层面，12部基础性法律与11部关联性法律、14部行政法规、21部规章相继出台、修订、修正，再加上其他辅助性规章，基本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框架，涵盖了统筹部署、疫情防控、应急管理、卫生医疗、人员管理、市场监管、交通旅游、海关检疫、财政保障、公益慈善、基层管理、劳动保护、法律责任等13个领域，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，起到了规范指引作用。

特别是以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为立法主干所构建的疫情防控制度，具备了体系化的特征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风险评估”作用应更凸显，其结果应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
　　中国环境报：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，您有哪方面的意见建议？
　　刘泽军：进一步完善基础性法律的规范。《传染病防治法》虽有“发出预警”的原则规定，但之后的条款不够细化，仅在“传染病预防”一章中概括提及了国家与省级政府发布预警、地方政府制定预案的规定。
　　同时，通过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第43条可以看出，预警决策与上报应当是同时的，并对时间节点和决策方式（报告、越级上报、通告）进行了规定，实际已有了“预警决策”的明确授权。
　　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是为了应对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而设计的，在适用效力上低于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。
　　但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的立法时间（2007年）又晚于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（1989年施行，2004和2013年分别修正），因此从特别法的时间效力上看，应该适用于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（新法）。这就很大程度上存在一个问题，譬如此次疫情的“预警决策”具体应该适用哪部法律？
　　“风险”应成为立法完备的基础理念。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全文13247个字，没有一处出现“风险”字样；《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》全文9887个字，也只有6处出现“风险”字样，且其中的4处还是保险风险、救援人员风险（在控制阶段的）结合在一起的。
　　虽然出现“风险”字样的次数，并不能代表立法者对风险认知程度的多寡。但不能不说，也反映了这两部基础性法律在立法起草时的关注点——基于抗击SARS成功经验模式的提炼与总结，对“风险”认知和重视程度不够。
　　因此，在理念、原则、方案、措施等方面，对现行制度体系进行逐条检视、关联检视势在必行。特别是对“风险”的重视、对“风险治理”的推崇，应该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要成为立法完备的基础理念。 格源环保对此表示认同。